中国式管理，十分重视未雨绸缪。凡事预防重于救急，必须设法防患于未然，这才显得考虑周到。
朋友说了一则故事：有两条铁轨，一条是火车通行时所使用的，另一条则是已经废弃不用的。有一天，有好多小朋友聚集在那一条还在使用的铁轨上玩耍，只有一个小朋友在废弃的那一条铁轨上跳来跳去。突然间，火车来了，负责切换铁轨的人，看到眼前的险象，为了解救大多数小朋友的生命，赶快把铁轨切换到已经废弃的那一条铁轨上，结果牺牲了那一个孤独的小朋友。请问，这样的处置合理吗？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既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又能顾及公平和正义？
负责切换铁轨的人，是故事中惟一拥有决定权的管理者。当他做出这样的抉择时，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重点。如果那一个孤独的小朋友，恰巧是他的家人或亲友，毫无疑问，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指责他太没有良心了。只有抛开这种自私的因素，我们才会静下心来，想一想当时的情况和取舍的标准。
牺牲少数成全多数，一直成为大家遵循的原则。然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小朋友在铁轨上玩耍本来就不对，相比之下，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耍要安全得多。牺牲做对选择的少数小朋友，只为了挽救那些做错选择的多数小朋友，岂不是十分无辜？何况火车一来，在使用中铁轨上玩耍的多数小朋友，很可能及时逃离危险地带，反而那一个小朋友，由于知道那一条铁轨已经废弃不用以致缺乏警觉，不想逃离。是不是本来可以完全没有伤亡，这么一切换，却造成了惨剧？这是从事管理的人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十分明白，人类生存在相对的宇宙中。我们所能够拥有的，不过是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平等，虽然我们自古以来，便一直向往追求绝对的自由和平等。经历这么长久的尝试与演练，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些觉悟，知道人类固然有绝对的倾向，但管理者却必须务实地接受相对的事实。毕竟管理是一种实务，而非空谈理想、高喊口号、脱离实际就能够有所交代的。
当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理论上应该弄清楚当时的情况，模拟出各种可能的变化，以及计算出各种不同方案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再明确地选择，慎重地决定。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并非如此。负责切换铁轨的管理者，按理说应该在火车尚未到达之前，就把所有在铁轨上玩耍的小朋友，全都劝离，以策安全。但是，按照降低营运成本的原则，这次负责切换的管理者，应该还有其他的事务需要处理，不可能全心全意来料理这些忽然冒出来的事情。时间到了，火车快来了，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出来准备切换铁轨，没想到眼前一大堆孩子，不知从何而来，不知为什么聚集在这里，自己心中一乱，当下也就拿不定主意如何去做。
几乎多数的决定，都是在准备不足、拿捏不准、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匆促而成的。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时常后悔，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呢，每一部电影，都是在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完成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在错误难免，敬恳指教的序言中，匆促印行的。管理者所做出的决策，无不经过事后的修饰和美化，才显得真正高明，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心知肚明的事实。
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有得必有失。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会是惟一的道路，或是不同的两种途径，或是多样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共同难题，即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合理的定案。
两条铁轨，一条聚集了很多孩童，一条只有一个，我们选择起来并不是依据数量的多寡。一条正在使用中，一条则是废弃不用。何况一条性命，毕竟不是一件物品，性命是无价之宝，不能用数目来衡量。再说得深层一些，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天资奇高，长大后必然成为当代的伟大人物，岂不是社会的最大损失。不管怎么样，对这个小朋友的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悲惨事件。这时候对与错的重要性反而不是很大，负责切换铁轨的人，无论怎样决定，都罪责难免！
既然有人负责切换，就表示那一条已经废弃不用的铁轨，仍然具有备用的价值，否则为什么需要切换。由此可见，若是果真废弃不用，便应该早日拆除，以免造成争论。现在仍在切换备用，就不能认同废弃。在这两条铁轨上面玩耍同样是不对的。管理人员只有切换与否的抉择，不能够在孩童数量上做比较。
最好的办法是负责切换铁轨的人员，在火车到达之前提早来到现场，发现任何孩童，甚至是动物，都设法加以警告，使其及早离开以免造成意外的伤害。切换人员的工作时间应该加上前置的部分，并且严格要求遵照实施。我们常说制定制度和执行规定的人，都要凭良心，讲道理，在这里获得明显的证实。
实在不放心，也可以把铁轨切换到备用(原来说是废弃不用)的铁轨上，然后快步将那个小朋友拉开。但是，必须慎防原来聚集在使用中铁轨上的很多孩童，看到火车来了，赶紧跑到这一条备用铁轨上来，从而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管理者在火车抵达之前，拥有充分的前置时间，可以一方面大声吆喝，呼叫聚集的孩童们赶快离开，又能亲自将那个单独的小朋友拉开。因为他独自跳来跳去，很可能是聋子，所以更需要特别的照顾。
任何决策，看起来都是单独的事件。实际上却是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彼此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决策者的专业修养，往往在紧要时刻反而成为思维的束缚，把自己引到牛角尖里，或者以偏概全，看不到整体和大局。通才的管理者，由于见多识广，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相反的立场来观察、研判和分析，做出当时的合理决定。
我们不可能要求负责切换铁轨的人员具有通才的条件，我们只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把他们的任务和配套要求规定好，加以详细的说明并给予其必需的时间，使其从容不迫、心中有数地处理好自己的工作。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工作人员的心态是否正常。看到那么多小朋友出现在铁轨上，负责切换的人心中怎么想的是我们十分关心的事情。心中想到的是：要牺牲多数或少数？那就不正常。有了这样的念头，结果牺牲了那一个小朋友的宝贵生命，实在不应该。深一层分析，这是一种常见的却不容易觉察出来的“功劳感”。如何减少损失自己才有功劳成为这时候决策的主轴，这非常不合适。如果没有功劳感的作祟，工作人员便会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任何灾难都不可以发生，因为这是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功劳感，才不致诱使自己陷入利害的漩涡，从利与害之中二者选一，做出危险的决定。
应该做好的工作，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说，这是工作人员应有的心态。可惜由于激励的误导和滥用，经常出现“有功劳的多做”，甚至于“有功劳才做”的偏差态度。死一个和死很多个孩子，都是罪过，绝对不是少死几个就有功劳，这才是正确的心态。
中国式管理，十分重视未雨绸缪。
凡事预防重于救急，必须设法防患于未然，才显得考虑周到。
看到三国演义描述孔明给赵云的三个锦囊妙计，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太过神奇。实际上，孔明这位高明的决策者，是事先经过缜密的沙盘推演：先设想孙权把妹妹许配给刘备，有真假两种可能性——如果是真的，敲锣打鼓才显得喜气洋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万一是假的，借着热闹的气氛来引起众人的注意，以期弄假成真。进一步模拟做假必须瞒骗的对象，当即推出孙权的母亲这一个假想敌，找乔国老来道喜，自然直接而有效。然后想到刘备婚后的日子，不难体会半百人士安逸下来的心情，什么荆州大事，完全比不上居家的亲密小事。因此安排赵云假意告急，使刘备不得不回来。再进一步设想去时容易返时难，要脱离孙权的虎口当然困难重重，这才告诉赵云，危机时打开第三个锦囊，让刘备亲自观看。刘备依计激怒孙夫人，拔出宝剑，怒喝紧迫在后的吴将丁奉和徐盛，终于脱困逃回荆州。
三个锦囊所提示的策略，无非是当时当地所应该采取的决策。只要事先用心模拟、研判和分析，必然能够预先防患，丝毫没有什么神奇可言。
现代人的心态，大多保持“公事公办”、“尽力而为”，再加上“又能怎样”，以致缺乏预防性。既然“公事公办”何必用心，一切依照规定办理，自己便能够不负任何责任，何乐而不为；“尽力而为”表示自己能力有限，能够办到这样的地步已经不容易，值得赞扬，因此，没有获得嘉许便会心生不满；至于“又能怎样”，则是最为可怕的自我设限，反正不违法纪、已经尽力，大家若不满意，又能怎样。自己就这么一点本事，所以才安置在这样的位置，挣这么一点钱，对我而言，实在是又能怎样。这不是无力感，而是更为严重的无助感。明明可以突破困境，获得自我成长，也因此而放弃努力，安于现实不求上进，岂不是自暴自弃、和自己过不去？
事先防患，必须以设想周到为自我要求的标准。平日多看、多听、多想，尽量扩大自己的视野，吸纳别人的经验，增强自己的智慧，养成深思熟虑的良好习惯。凡事具有改善意识，好还要更好，这样日积月累，中国式管理的预防性才能够逐渐恢复应有的功能。全体员工都能够预防重于治疗，企业体质自然会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