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北经济整体增速在全国各主要经济板块中仍然垫底。
记者深入东北各地调研了解到，由于经济结构单一，创新能力欠缺，东北经济发展患上了“路径依赖症”，近二三十年，每当外部市场变化时，东北经济与其他地区相比“上得快、下得更快”，适应性弱、波动幅度大。有专家指出，东北要走出困境，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是学习长三角、珠三角的市场文化和市场观念。全面振兴东北，需要清除思想观念滞后、体制机制束缚、发展路径固化等一系列障碍。
东北经济陷发展之困 患上“路径依赖症”
重官轻商：“为了投资，恨不得给他们下跪”
一位乳品加工企业负责人对比在江苏和东北一些城市的投资经历说，在江苏，与政府谈好了条件就万事大吉了。可在东北一些城市，今天谈好了明天官员不高兴就会变，换了主官更是要推倒重来。“有时，为了投资，恨不得给他们下跪。”
辽宁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孙政说，在东北地区一些官员乃至一些群众心里，“官”和“管”最重，身份和等级意识强。反映在一些政府行为上，就是吃拿卡要；反映在一些企业行为上，就是利益输送；反映在社会风气上，就是“关系文化”盛行。眼下，东北三省不少人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反思和努力改变。
“东北最缺的不是资金项目，而是先进的思想观念。”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彦平说，这主要与东北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和国有经济比重偏大有关。东北要走出困境，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是学习长三角、珠三角的市场文化和市场观念。
采访中，一些专家认为，东北目前在思想观念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一些官员思想保守，不敢创新；二是一些官员知识和工作方法陈旧，不会创新；三是重官轻商，欠缺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致使营商环境问题较多；四是一些人“老大情结”浓厚，眼高手低，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等靠要”。这种状况不改，东北经济难有大起色。
令不少外来投资者深恶痛绝的“失信毁约”等现象发生，就是重官轻商观念在作祟。一些民企老板甚至这样说：“在不少人眼里，企业再大也是老鼠，官员再小也是猫。”
采访中，无论是本地干部，还是外来投资者，乃至专家学者，谈及东北问题时大多认为，与沿海地区相比，东北不少党政干部在发展经济方面思想落伍了。
山东奥德燃气集团东北区域总经理林凡中曾向记者抱怨，同样是国家出台的PPP政策，他们在山东、江苏等省份的项目都开工了，而东北的个别省份对国家政策的配套细则还没有制订出来。“与当地一些官员交流时，他们表示，要等别人实施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再推进。”
像这样的例子在东北并非个案。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日常工作中趋于保守，即使是在近年来中央赋予东北的一些改革试验试点中，也缩手缩脚，以致创新性改革举措并不多。
以备受关注的网约车新规地方细则为例，东北某市的新规惹来消费者众多微词：不但网约车车型标准不逊于北京等一线城市，而且还需要获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运力指标后才能上路运营，这在全国独一份。一些网友评论说，网约车这种互联网催生出的新生事物，在那些管理者看来，非要进行有计划的指标管理才让人放心。
效率低下：“报了，批了，也黄了”
“铁交椅、铁饭碗、大锅饭”这些沿海地区已解决的问题，在东北不少国有企业中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供水、供电、供气社会化，这些南方企业已完成的任务，在东北才破题。
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君说，从全国讲，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正在啃“硬骨头”，但东北“肉”还没吃完。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新一轮振兴关键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部分学者总结认为，一些地方政府集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于一身。当裁判员时，存在着“三重三轻”：重管理轻服务、重国有轻民营、重政绩轻实效，潜规则横行。当教练员时，政府会成为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当运动员时，通过一些政府办的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
官员唱主角、市场当配角，后果是国有企业不活、民营企业不壮。去年，沈阳机床集团开发的新产品I5智能数控机床市场订单大增，但苦于手头缺钱难以扩大规模。另一方面，他们持股的昆明机床亏损严重。为此，沈阳机床拟在资本市场上出售持有的昆明机床股份。审批7个多月，因超过当初交易双方约定的窗口期，交易自动终止。结果是“报了，批了，也黄了”。此事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沈阳市政府决定授予沈阳机床集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以解决国企决策效率低的问题。
全国工商联2015年民营企业500强评比结果中，东三省上榜企业仅有10家，而浙江有138家，江苏有91家。
一些地方和企业并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只是对他们而言，发展比改革更紧迫更重要。早在10年前，东北某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就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当时煤炭市场价格上扬，他们忙于铺摊子建项目，改革迟迟没有推进。今天市场低迷，他们不得不“断臂求生”。
东北是计划经济进入最早、退出最晚的地区。计划经济曾在当年带动了当地经济快速崛起，奠定了东北“老大”地位，但这也是如今经济遭遇困难、增长速度上不去的源头。因此，大刀阔斧地破除体制机制束缚简政放权，在东北迫在眉睫。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对东北而言，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关键。体制机制束缚强化了保守的思想观念，固化了发展路径依赖，更弱化了科技创新的动力。一些历史包袱和遗留问题，也与此不无关联。可以说，改革是东北振兴的“总开关”。
结构单一：“一汽打喷嚏，长春就感冒”
近二三十年，每当外部市场变化时，东北经济与其他地区相比“上得快、下得更快”，适应性弱、波动幅度大，而这主要源于东北经济的“路径依赖症”。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分析说，东三省经济重心在重化工和重装备，面向的是投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波浪式推进的投资热潮，不断固化和强化着东北这一发展路径。面向大众的消费品，东北曾有众多名牌产品如今凋零无几。
专家们分析，东北经济结构中，呈现出“一柱擎天”的特征：
在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过大。以辽宁为例，最新数字表明，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中，重工业的企业数、资产、主营业收入、利税分别占了71.8%、86%、81%、80.4%。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民企攀附国企的现象严重。像鞍钢、一汽、大庆等国企周围，有成百上千的民营企业，他们要么复制国企的产品，要么为国企供应零部件。
在城市发展中，对单个企业依赖过大。长春市44%的GDP，45%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业，尤其是一汽，人们戏称“一汽打喷嚏，长春就感冒”。辽宁的鞍山与鞍钢、黑龙江的大庆与大庆油田等也属于这类情况。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根本改观。
这种结构，决定着只要“擎天柱”倾斜，整个经济就会快速下滑。近年来，东北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积极变化，但转型速度滞后于其他东部地区，甚至是一些西部地区。
“十二五”期间，贵州省的GDP从4000多亿元加入到万亿元俱乐部，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数据相关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到2000亿元规模。曾经在贵州工作多年的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贾天兵对此感慨颇深：“东北地区这些年没有成长起这样能够撑起一片天的新产业，总是围着传统产业转。这是东北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到东北一些地市考察过投资的海南中小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郭珊娜等反映，东北一些地方官员眼里只有大工业、大企业，看不上规模偏小的新产业，如在智慧旅游、智慧制造等方面资金配套鼓励措施就不突出，而南方一些地区则可享受外资同等待遇。
技术转化：“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外地”
中科院金属所李依依院士说，东北是装备制造业基地，按理说我们的成果更应该在本地转化，但一些科技成果出来后，科研院所曾专门到一些国有大企业去推广，可企业决策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定下来。而南方的民营企业主动上门来要技术，当场就可以拍板。
去年以来，东北地区不少党政干部到深圳招商或取经，受到很大震动。他们将东北与深圳对比后认识到，重要差距在于创新能力。他们认为，从创新资源来看，东北并不逊色，但因为一些地方缺乏激励创新与转化的机制，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外流，结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东北科研机构和大学众多。在吉林，其科技成果丰硕，但还是有一些“养在深闺人未识”。再看辽宁，中科院在全省就有6家研究机构，在本省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与在其他地区转移转化的比例为1：6。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党委书记邹泉清说，东北有些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服务意识比较欠缺，有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两年都办不下来营业执照，有些项目不得不舍近求远，到长三角、珠三角转化。
此外，东北不少国企对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措施有限。购买科技成果的经费审批程序较多，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不少企业负责人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近两年，东北一批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比如，依托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辽宁新松机器人公司产值以20%的速度增长，长春光电领域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飞速发展，显示出新的气象。但是这些创新力量尚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仍需广泛培育和扶持。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表示，如果把地区经济比作人的躯体，创新就是造血的骨髓，东北经济欠缺的恰恰是骨髓。创新能力上连体制机制，下接结构调整，关系到东北经济能不能换上新引擎、走出新路子。
包袱沉重：“三座大山”成发展之痛
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国家对国企拨改贷后，东北国企的冗员、债务等负担日益沉重，成为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第一轮振兴时，国家支持东北打了一场减员分流、建立新型社保体系的卸包袱战役，但限于当时财力，不少负担并未彻底解决，形成历史遗留的“三座大山”。
一是厂办大集体问题久拖未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安置回城知青，国有企业围绕主业兴办一大批大集体企业，如今普遍陷入困境。这个问题在东北尤为突出，绝大部分企业停产、职工社保中断。
这一问题还加剧国企经营困境。据黑龙江龙煤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近4年来企业亏损严重，仍然背着大集体职工的生活费用和社保费。在东北几乎每一个国企都有这一问题。一位国企负责人苦笑说：我们背着包袱和同行竞争，怎么能取胜？
一些国企负责人测算过，受工资基数上涨等因素影响，每拖四五年，改革成本就会增加一倍。
二是企业办社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性负担重。当前，东北相当数量国企还背负着办学校、医院、物业等包袱。大庆油田每年为此要支出29亿元，沈阳机床集团近年来也为此花了近20亿元。“我们有上万职工，背负了2000多人的大集体企业，加上办社会的负担，产品成本降不下来。”沈阳机床股份公司总经理赵彪说。
东北拥有全国最大的退休职工群体。从全国看，2.87个在职者“养”一个退休职工。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是1.79、1.53和1.33个在职者“养”一个退休职工。这导致三省养老金发放压力巨大。
三是部分城市资源枯竭转型艰难。全国划定的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东北占了21个。煤都抚顺从建国初至2000年，以调拨价格向国家输送原煤7亿吨，长期开采使城区中心形成两个近20平方公里、深达400多米的大矿坑和18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区，极大妨碍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当地政府疲于应对常年频发的地质灾害和城市安全问题。抚顺市发改委主任王金华说，市财政保证刚性支出都不容易，难以承受采煤沉陷区治理费用。
一些专家分析，这些历史包袱若不加以有效治理，就会引向动力衰退的“死循环”。
（原标题：患上“路径依赖症” 东北经济陷发展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