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若森：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垄断问题

　　一、中国垄断的现实表现

     1.行政垄断依然特别突出。行政垄断系指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实行排他性限制而求得超经济的利益获取与独占。行政垄断常常导致制度性腐败的孳生、部门刚性利益的形成、对统一市场形成的抑制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诸多严重危害。经济转轨时期，中国行政垄断依然特别突出并具有其自身特性。(1)政企合一。基于政企不分的产业发展与管理体制，垄断利益与行政权力的结合导致极强的垄断势力。(2)垂直一体化。垄断部门对具有竞争性质的环节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实施全面覆盖，并依其独占的垄断权力使引入的市场竞争者处于非公平的地位。(3)管理制度残缺。政府监管部门对垄断的监管尚缺乏足够的法律与法规依据，尚在更大程度上局限于行政管理层面。大量实践证明：其一，中国普遍性的行政垄断常发生于行政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管环节的薄弱点、法律制度的滞后点、战略领域的特殊点以及特殊资源的稀缺点；其二，当前弥漫于竞争性领域的行业性、部门性行政垄断与服务于地方利益的区域性行政垄断，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完善的严重羁绊。

　　2.经济垄断已经开始蔓延。经济垄断意指因生产与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垄断组织对目标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与操纵而寻求垄断利润。作为市场竞争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垄断一方面因有碍市场竞争而降低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因导致财富过分集中而有损社会公平。尽管相较中国行政垄断而言，中国经济垄断整体发展相对稚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整体推进，中国经济垄断已由初显端倪逐渐呈蔓延之势。(1)限制市场竞争。其一，市场竞争者之间在价格、产量、市场划分、销售渠道等诸多方面达成横向协议；其二，供需双方之间达成纵向协议，制造商与分销商在合同中规定再售价格、专卖协议或搭售等是其常见形式；其三，操纵招标投标，联手抵制；等等。(2)滥用经济优势。价格战是其突出表现，甚至试图以低成本的价格排挤其他竞争者而控制市场。(3)盛行企业兼并。企业通过兼并获取市场支配地位，以使其他企业难以与之对抗，而且，企业兼并而致的市场壁垒提高常使新的企业难以在短期内介入竞争。中国经济垄断如同行政垄断一样，涉及对资本、技术、劳动力与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垄断，但更普遍地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以及对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中国经济垄断的滋生与蔓延对消费者的权益、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利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均造成了严重损害，尽管中国经济垄断不如行政垄断那样突出显化，但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威胁同样不容忽视。

　　二、中国垄断的成因分析

　　1.行政垄断根源于传统体制残余。除了存于自然垄断产业、具有强大外部性的公益性行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与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之中的必要行政垄断，中国其它普遍性的行政垄断均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与社会管理方式的残余。(1)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尚保留着大量的传统内容，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政府官员考评体系尚充斥着经济指标，甚至政府人员的衣食住行尚要依赖“收费”与“创收”，因此，行业、部门与地方经济常常得到行政命令的保护，不正当竞争亦常常得到红头文件的支持。(2)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着万余个低效率、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责任，但在基于一定利益驱动与物质基础的自由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却往往事实上处于竞争劣势，因此，政府的强势行政权力便不断地得到直接与变相的使用。总之，在中国体制转轨进程之中，基于传统体制的残余，传统体制之中颇具根基与盘根错节的行政化与官本位权力机制及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却又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总在力求寻找与营造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亦正因如此，中国的行业、部门与区域处处弥漫与充斥着行政垄断的影子。

　　2.经济垄断萌生于新兴市场竞争。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逐步提高，市场竞争亦逐渐获得了生存空间，与此相伴，中国经济垄断已开始萌生并呈蔓延之势。(1)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与信息等要素的垄断及对价格与市场份额的排他性控制而寻求垄断利润，是经济组织基于利益驱动与市场竞争而天然具有的强烈冲动，中国经济垄断的萌生及其示范效益而致的经济垄断蔓延亦正是基于与此相同的内因驱动。(2)在发育相对稚嫩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具有质量、技术、营销与成本等竞争优势的经济组织更易获取市场支配地位与垄断化。另外，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短缺、人为与政策的扶植以及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均助长了中国经济垄断的滋生与蔓延。无疑，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垄断的滋生与蔓延得到了相应的内因驱动与外在支持，并已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三、中国反垄断的根本主题

　　剔除行政垄断、限制经济垄断与促进市场良性发育无疑是中国反垄断推进与市场经济成熟发展的理性之路。为此，中国反垄断的推进必须明确三大根本主题。

　　1.坚决剔除源于传统体制残余的行政垄断。对存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强大外部性的公益性行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与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之中的必要行政垄断予以相对承认的同时，必须坚决剔除源自传统体制残余的行政垄断。为此，紧密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进行，正视行政垄断并以其作为立法的重要调整对象而及早出台与完善相关反垄断的法律与法规；依法保障经济增长、经济活动、技术进步与竞争能力；调整各级政府的审批权限与审批项目，割断行业、部门及地方经济与行政垄断得以强化之间存在的内在因果关系。

　　2.切实解决反对垄断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鼓励按照市场原则促进规模经济的成长，对经济垄断的限制暂时实行适度宽容政策，避免简单机械地反垄断而有损规模经济的成长；对操纵市场的共谋行为予以制裁，对基于公平竞争自然成长的企业规模及其市场份额予以放宽与鼓励；界定行业自律与行业垄断、行业组织协议定价与操纵市场价格以及制止重复建设与企业正当准入之间的区别。

　　3.全面提高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因既往行政权力的无处不在与过于强大以及市场体系整体发育水平的相对低下，中国民间性质的经济组织相对缺乏发育机会与生存空间。基于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的反垄断推进必将使中国经济行政化的趋势减弱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了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良好更替与完善，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名副其实的非官方的城乡经济组织，以全面提高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并以此为反垄断、促竞争、建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