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及体制，中央各部门的管理方式、地方的发展模式等等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呢？从全国来说，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偏重于投资和依赖出口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中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大楼、广场、电站、炼油厂、钢铁等这样一些不增加后续就业和劳动参与率低的基础设施和产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形成八大扭曲的流程和走势。
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凸显。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从目前的产业内容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看，一是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的特点是，许多工程完工后续吸收转移和就业的功能较弱，特别是2008年以后一些建设项目会相对减少，这种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转移。二是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加上各地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打击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等违法行为，总体上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三是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5年中国只有350个法人企业，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
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二
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
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
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供认。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
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别和各地区分别计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因此，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三
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
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月财政收入16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9.6%。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它们经济发展中劳动参与程度很高，微型和中小企业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容纳的就业又较多，失业人口相对较少，这是国富民也富的关键。而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四
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衡，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很弱。
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
比如，“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分别为34.5∶66.1、36.7∶63.4、40.3∶58.7、37.6∶59.4；“十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大约在44∶56水平上，GDP的消费比率改革开放后逐年在下降。2001-2005年，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13%、16.9%、27.7%、25.8%、25.7%，2006年1-5月，3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8-2004年，年均只增长10.2%，2005年增长12%。2001-2004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4.2%、5.3%、5.9%、12.4%；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6.2%、13.5%、7.9%、10.3%。可以看出，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问题之一是，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的原因是创业不足，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城镇失业率较高。问题之二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启动高中端消费，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实际上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公务员增加工资的边际消费率很低。有的学者认为要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我认为，这种办法的局限，
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输入的资金不一定全部能到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手中。我认为，从经济学上讲扩大消费的关键是增强劳动参与国民经济财富创造的能力，关键是鼓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尽可能地用企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降低剩余率和失业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收入、扩大支出、改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不从基础的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五
国民经济存在着生产过剩，并存有经济危机的风险。
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
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乡市场许多消费品和工业领域一些中间产品结构性过剩。
从生产产品规模和结构看，大型企业提供大规模的物质产品，而中小企业提供小批量的物质产品和各类不同的服务产品。这里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运行情况，即国民经济中只有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没有中小型消费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企业，将会有这种情况：即由于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即资本密集而劳动力较少，资本生产的消费品总量大于其劳动力收入用于消费品购买的支出总量，国民经济无法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且无法完成其支出与消费的循环。
前面论及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国有企业职工减少6000万个就业岗位，集体企业减少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按照2006年一季度职工平均月工资1546元计算，假定由于其退休和失业，政府给其增加每月平均250元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之相抵，工资成本减少转化的工业年利润为13996亿元。这13996亿元，假定80%消费，原来用于消费11197亿元，现在则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和短期生产，资本的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按年增加产出50%计，增加供给5598多亿元。而年因失业而减少的13996亿元工资，直接消费支出减少11197亿元，考虑消费乘数，一年消费相对萎缩27993亿元之多。供给增加5598亿元与消费减少27993亿元，结果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就为33591亿元之巨大。这就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参与和分配经济的力量较弱，城乡居民消费严重不足造成的。
从2006年1-3月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职工，比上年同期减少181.4万人，集体企业减少78.8万人。如果中国大工业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劳动力进一步减少，没有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增加，没有这些经济扩张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增加就业、收入、支出和消费加以平衡，则生产的消费品将更加过剩。显然，从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还因富余职工下岗、内耗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需求能力不足使农村消费不能正常接替城市消费饱和转移下来工业品，导致城乡市场许多消费品和工业领域一些中间产品结构性过剩。
有的学者，包括央行有关机构的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我觉得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我国的物价格局形成通缩压力和通胀压力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僵持性物价态势。紧缩的压力来自于：1.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生产能力增强，供给相对增加，而特大和大型企业相对用劳动力越来越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劳动力相对较少，国内居民收入与增长不同步，消费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2.人民币升值，可使出口相对收缩，升值后外资流入相对减少；3.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劳动力价格提高，地价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去年和今年粮食丰收，粮价稳定和低迷。通货膨胀的压力来自于：1.石油涨价输入；2.赌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流入；3.政府和垄断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以及房地产投资过热。物价水平可能会长期处于通缩和通胀两种相反力量的制衡之中。
六
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依赖出口刺激。
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
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前面已述，投资增长速度长时期远高于消费的增长，而出口的增长也远高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原因是，国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失业形成的供给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供需缺口，必需由大规模出口来平衡。比如，2001-2005年，出口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7.8%、22.3%、34.6%、35.4%、28.4%，今年1-5月比同期增长25.7%。从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看，2000-2005年，分别为43.8%、50.9%、48.8%、56.8%、59.7%、64.5%，今年一季度上升到68.6%，2006年比2000年上升近25个百分点。很明显，国民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国民经济对进出口的信赖程度越来越深表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1.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一是其中新增值的平均退税率在12%左右，用国家税收的减少来支持出口；二是外资企业大量的是出口企业，对它们又实行15%的所得税率，比国内企业要低18%，既让了平分所得税，又导致内外资企业竞争的不平等；三是国内企业竞相压价出口，既导致国外的反倾销，又导致出口价值较低；四是许多外资在中国的加工企业，进口原料价格较高，出口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利润留在公司总部中；五是对于出口型的外商外资，零价和低价供应土地，所用的劳动力成本又很低，一些资源价格也偏低，实际是国内压低成本在支持着出口。2.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2001-2005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达11944亿元，80%退在东部，这部分
财政补贴实际上远大于西部大开发时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并且，外资所得税优惠的80%以上也在东部，这极大地降低了东部企业的销售成本，增加了其利润空间，使中西部内资企业和在国内销售的企业，无法与之平等的进行竞争。而且，到中西部投资，由于出口的运输成本较高，到中西部设立出口型企业的投资商较少。这导致中西部，虽然西部大开发时，国家投资修建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没有相应的企业投资与之相配，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与企业投资和建设失衡。如果这种内外资企业，对出口和内销型企业，不同的税收政策任其下去，不逐步进行调整，由于其在东中西地区分布上的不一，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力地扩大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使中央平衡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在此前面显得苍白无力。
七
宏观经济波动性大，稳定性较差。
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一是由于GDP中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消费经济不起稳定宏观经济的基础作用。投资与消费各自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就投资来看，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资金拥有者可以不进行投资，当其觉得经济前景有利时，可能积极投资，投资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而就消费来看，虽然居民觉得经济前景可能趋于暗淡，但是饮食、教育、居住、交通、衣着、日用品等消费，不可能大幅度收缩，因而，消费与投资相比，具有稳定性。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消费的增长速度较低。投资主导着经济增长，消费明显被压低了。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容易波动；消费薄弱，使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差。
二是政府行政性为主的调控方式，加剧了国民经济的“一放就热”和“一收就冷”。由于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性，政府一看经济过冷，最容易扩张的是投资，就放松宏观调控，主要是放松信贷规模，放松对土地的审批管制，于是投资弹起，建材短缺，价格上升，煤电油运紧张，经济迅速过热；而一看经济过热，最容易被控制住的也是投资，则收缩信贷规模，停止审批和供应土地，于是投资增速回落，建材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煤电油运紧张状况缓解，甚至供大于求，经济迅速下滑，趋于过冷。虽然经济学家们也看到经济过冷时，消费不足方面的问题，也想了许多办法，力图拉起消费，但实际上很难拉动。消费决定于在GDP中的分配比率，而分配比率决定于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而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又决定于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个体工商户及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政府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等等。因此，短期内政府没有什么刺激和拉起消费的有效办法。
三是虽然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全国一盘棋，实事求是地讲，中央政府讲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谋发展，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不考虑出于政绩的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保发工资和养人的压力，加上城市建设、就业等需要，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物价是不是稳定，又是全国性的指标。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往往对地方政府主导、鼓励和促进的投资热进行干预，进行行政性的调控。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中央政府应当用利率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使其趋于稳定运行。当然，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中央政府应当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比如，在调控房地产投资过热中，用交易税的办法，就很有效)。于是，中央政府感觉“热”，加强调控，经济快速回落；地方政府感觉“冷”，开始反应，并越来越强烈，迫于压力，中央政府各部门又放松行政主导性的调控，于是投资速增，经济又迅速过热。
简言之，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八
城乡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不发达，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农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加突出。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把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放到世界各国之中去比较，中国只有4亩多一些，美国827亩，英国245亩，法国290亩，日本15亩，澳大利亚1470亩，巴西55亩，加拿大1866亩，韩国15.5亩，俄罗斯423亩，中国台湾10.8亩。到2000年为止，英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仅为1.5%，日本、韩国和台湾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率分别为5.2%、11.6%、8.3%，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每户所经营的耕地规模分别可以达到490、20、26、20亩，远远大于我们每户目
前2-4亩的经营规模。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户，其3/4，甚至更多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业的兼业收入，从事农业的收入只占其收入的1/4以下。而我们现在近些年来全国劳动力的50%还在搞农业。从这样多的劳动力在这样少的土地上生产，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年年增长收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在农村、小集市、小城镇和城郊的创业活动因资金和政府的管制受到限制；农民对本来可以是创业的财产基础———土地，没有实际的集体财产权，每年卖地所得的约5000亿收入中，绝大部分为地方政府所得，农民从中得到的估计为1/20；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又发展不足，不能持续和较固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就业。这样，中国农民收入中只有农业收入和劳务收入，与东亚一些国家的农民相比，很少有农民能致富的最重要的两项收入：经营收入和土地房产等财产性收入。
“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农民年收入平均分别增长3.0%、4.3%、4.7%，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分别增长4.3%、7.9%、5.7%，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2005年增长到3255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从6280元增加到10493元。城乡居民收入从2001年的2.79-1扩大为3.22-1，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我个人认为，农民没有创业和经营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想在未来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
分析小结：1.宏观经济处在“高增长-僵持性物价-高失业”状态上。2.其原因在于：(1)发展经济的货币政策，由于高度垄断和总行制的银行体制，不能流向容纳就业最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具有扩大就业的功能；(2)财政体制和政策中，宏观税费负担率太高，税收结构为集中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税，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损害了创业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扩大；(3)中央各部门有努力加强和扩大自己行政管制和审批权力的倾向，并且设置的前置审批、许可和收费及罚款等体制，严重影响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而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加上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则更是激励部门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想方设法收费和罚款，致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4)地方发展的价值取向为经济总量、地方收入和城市及交通的现代化外观，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重视政府投资，清理影响市容的小商小贩和非正规就业，并且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给农民留的本来可以创业的征地补偿非常少，而且要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大量地收费和罚款。因此，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但是从
实际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上讲，是创业和就业环境较差的国家。3.宏观经济的扭曲和未来的危机为：(1)这种只重视增长和不重视就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导致增长依靠政府投资、特大和大型企业投资、出口拉动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2)由于就业不足、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分配的GDP越来越多，人民相对分配的越来越少，投资和消费失衡，国内消费增长乏力；(3)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很低，而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使失业导致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将越来越大；(4)由于鼓励出口和吸收外资的出口退税和低所得税政策，加上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同，极大地推动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5)而抑制农民创业，加上土地征用留给农民的太少，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没有创业的基础，三农问题根本不可能像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得到逐步地解决；(6)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使供给相对越来越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率较高，导致收入-支出-消费的不足，国民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7)宏观经济波动性很大，原因在于投资容易被控制，但也容易反弹，而消
费较为稳定，但由于消费不足，拉动增长的力量太弱，并且起不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许多国民经济问题之间的因果链：现行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民间创业和投资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失业率较高——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资本的分配力强而劳动的分配力弱——居民、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支出和消费不足——政府投资、大企业发展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更加抑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