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营和外资都被“限制进入”之后，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国有垄断
近期，美国私人股本基金凯雷集团对国内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徐工机械的并购案，正进入一个敏感的决断阶段。在国内反对外资并购的意见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外资并购国内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之后，可能在该行业中形成垄断，继而威胁到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来自外资的垄断很容易引起国人关注，并引发舆论的反对。然而，对于国有经济的垄断，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破除，但由于国有经济在部分产业中的强大控制力，再加上近年来的一系列国资改革（如大型国企的股改、海外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仅不见减少，反而在强化，市场也似乎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
拉大行业内差距
在国有经济的传统垄断领域中，国企的控制性地位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国企传统领域包括银行、电信、铁路、石油、煤电力、钢铁等行业。虽然国资在不同市场的垄断程度不一样，但基本上都维持了控制性地位。在上一届中国政府以“抓大放小”为主线的国企改革中，以及近两年在国资委主导下的以股改和上市为主的国资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强势地位不仅未受到民营经济的影响，反而因为改革政策的倾斜而得到强化。
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以钢铁行业为例，虽然在近两年的宏观调控中，钢铁业成为重点调控行业，但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的扩张并未受到阻碍，受到调控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在铁本、建龙等民营钢铁企业受到调控的同时，宝钢、鞍钢、武钢等一直保持高速扩张。
在电力行业，虽然近年民营资本进入小水电的势头一度很猛，但从2004年开始，发改委对“四无”小水电进行了清理，民营资本不得不大批撤出小水电领域。与此同时，以五大发电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继续利用其垄断优势跑马圈地，在火电、水电领域大量争夺电源点。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民营资本将难以在发电领域与五大发电集团一较高低。
在石油行业，国企迅速强化的特点也十分明显。由于近几年油价高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国有控股石油集团的利润大增，实力迅速增强。在国家能源战略之下，三大集团近两年迅速在海内外进行扩张，在油气资源控制方面的实力大大增强。民营企业在石油产业链中，基本只局限于末端的流通领域，近几年的发展并无起色。从整个产业链来看，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能力与国企同台竞技。
类似的情况，在电信、煤炭、铝业等多个领域都基本相同。整体来看，在国资垄断领域，国企与民企的差距在拉大。
跨行业扩张
国有经济依靠资本及政策优势实行了跨行业扩张。以银行业为例，在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被允许进入基金业。靠着银行的资金优势，银行与基金业的结盟会十分牢固。再看券商，过去券商积累了大量的坏账及不良资产，以中央汇金和建银投资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是对券商进行重组拯救的主要力量，它们在拯救一批券商的同时，实际上也强化了国有资本对证券行业的控制。
除了金融业内的跨行业投资外，在实业领域或者实业与金融业之间，也发生着大量的国企相互投资与参股。如保险行业，国有保险公司在打开金融投资渠道的同时，也通过它们的资金实力扩张到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实业领域。据了解，在未来将要上马的京沪高速铁路16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保险资金将分年度投入800亿的资金，占比高达50%。
近年，钢铁、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的多家国企，以股权投资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大量进入其他实业领域或金融服务业，极大地扩充了这些传统国企的实力。回顾这两年，凡是在宏观调控中逆势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几乎都是面向大型国企的。
增强海外实力
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倾斜之下，国有企业有效实现了跨地域扩张。这里的跨地域扩张主要是指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进行投资。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等资源领域，其中以国家战略扩张的石油行业最为进取。如中石油以超过40亿美元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K）、以5亿美元入股俄罗斯石油股份；中石化以35亿美元收购ТNК-ВР辖下的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的股权；中石油与中石化联合以14.2亿美元收购厄瓜多尔的数处石油和管道资产；中海油斥资约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MEG能源公司16.69%的股权，中海油投资印尼和澳大利亚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兖州煤业投资澳大利亚的煤矿；宝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的铁矿，并在巴西投资一家钢铁厂；华能集团投资一家澳大利亚发电公司等。
非能源的扩张一样在进行之中，如中国建设银行在上市之后，也开始海外并购扩张。今年8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以97亿港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银行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100%的股权。
国企近年通过“走出去”大力扩张，与当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际市场形势有关。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大增，成为国际市场上新的“需求大户”。为了保证中国的资源安全，国有企业就扮演了国家经济安全实现者的角色。在政府支持下，凭借民营企业难以拥有的资本优势和政策优势，国企在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自己在海外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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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也在迅速扩张与开放。但值得注意的是，民营经济并没有随着这一轮市场开放突破性发展，而国有经济的实力则在这轮扩张中得到了显著加强。这一轮扩张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管理与效率，而是资本实力、政策支持以及市场准入等“门槛”性壁垒。
在经历改革之后，许多大型国企也是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背后的特殊资源和实力基础仍然在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的新一轮合纵连横，使得国有经济通过资本扩张或者相互持股，在关键市场领域形成了一张比过去更宽、更牢的网，在新的市场开放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民营经济的机会不是比过去更多，而是更少了。
对于某些民营企业来说，虽然也积累了十分可观的资本，但在投资领域上，仍然是凭着本能和观察在随波逐流。十分典型的就是温州的民间资本，他们只能在国有资本不愿顾及或难以顾及的领域去进行投资。在政府的调控政策下，民营资本的投资往往会整体表现出很强的波动，往往一拥而上的投资，受到调控时则纷纷撤离。
在新形势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这种消涨，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市场环境是否更加公平和开放了？是否对所有的经济体都一视同仁了？这直接关系到市场的效率问题。令人担心的是，国有经济之网越结越大，民营经济的机会就可能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