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东亚兴起了一股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热潮。开创这一良好机遇的创导者是日本。1999年，日本就与韩国开始了关于ＦＴＡ的共同研究，新加坡看到日韩的谈判后迅速做出反应，并于2002年1月与日本缔结了ＦＴＡ。由此，ＦＴＡ热潮在东亚蔓延开来，并带来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萌芽。2003年3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日本时，更是大胆提出了东亚自由贸易协定（ＥＡＦＴＡ）的梦想。他希望这一连锁反应能在东亚兴起。之后，日本同东盟10国经济上的合作日趋紧密，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ＦＴＡ的协商也在进行，日韩的ＦＴＡ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讨论。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向着与东盟10国缔结ＦＴＡ的方向迈进。中国在对东盟占优势的农产品(10.37,-0.39,-3.62%)（“早期收获”。预先实施某些特定项目的贸易自由化）上采取较大让步，终于在2002年11月签署了基本协议书，确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此后，东盟与日本的ＦＴＡ进程步伐渐缓，而中国—东盟的合作却突飞猛进，逐渐演变成目前中日共同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两支主导力量。在为期4天的“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下称“博览会”）上，持续创下新高的交易数据也显示出双方经贸蓬勃发展的景象。来自博览会组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3日下午16时，本届博览会累计贸易成交总额达到12．7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再创新高。其中，出口为10．28亿美元，进口为0．75亿美元，国内贸易达1．67亿美元。
1中国—东盟ＦＴＡ助推贸易结构转型●在自由贸易框架下，中国—东盟贸易开放程度日渐加大，开放的产品约占中国和东盟贸易产品总额的95％●中国—东盟贸易增速，双边贸易产品不断升级换代，逐步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方向发展，机电产品占据双边贸易的半壁江山事实上，自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一年多以来，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增速。目前，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五大出口地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在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7000多种产品目录中的绝大部分实现零关税，而部分敏感产品则将分步进行，开放的产品约占中国和东盟贸易产品总额的95％。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116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下同）增长23．1％。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看来，数量的增长仅仅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的表象。张燕生表示：“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产品正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升级换代，这也表明中国与东盟之间‘拉动型’经贸往来正在逐步加速。”《第一财经日报》观察到，在本届博览会现场，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参展商品种类繁多，包括家具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信息、电子电器以及服装纺织品等，而前两届东盟国家的参展商品则以传统的农产品、轻工工艺品和原料性产品为主。对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指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步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有很大差别，还不能完全一概而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说，“由于东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以及经济制度都互不相同，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同大部分国家之间都保持着贸易逆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继续保持贸易逆差，达到1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近几年，中国和东盟在资本密集型产品领域都有快速发展，特别是机电产品占据双边贸易的半壁江山，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同时也是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达697亿美元，增长26％，占据双边贸易的60％，而这一比重在2000年仅为40％。其中，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东盟为291亿美元，增长33．4％，自东盟进口406亿美元，增长21％，机电产品项下贸易逆差达到115亿美元，相当于当期我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83．3％。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下称“峰会”）时提出了五项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建议，他表示，中国虽然在与东盟贸易中处于逆差，但仍愿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继续增加自东盟国家的进口。“随着未来服务贸易谈判的进展和ＦＴＡ协议的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互补性将进一步增强，这也将有助于扭转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张燕生说，“但服务业的开放是一个对双方都很敏感的问题，谈判可能会进行得比较艰难。”对此，曹云华也表示，2010年，中国与东盟全面建立ＦＴＡ后，将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结构的转型。“双方经贸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诸如投资、能源等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曹云华说，“但对东盟内部一些弱势国家的工业制成品领域，势必造成一定冲击，这也使得东盟内部对这种合作有所担忧。”
2后“雁行时代”东盟背后的政治角力●日本经济近年来持续不景气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一定对比，东盟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由日本领航的传统“雁行经济模式”●东盟希望赶搭中国经济这趟快速列车，以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但又担心中国将会填补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国与东盟日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正是引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的延续。东亚传统“雁行模式”是指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将成熟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各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进而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从而在东亚内部经济体内形成了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即由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梯队。在曹云华看来，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迅速发展，东盟各国目前正在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看待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东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因此东盟希望赶搭中国经济这趟快速列车，帮助各国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曹云华说，“但是，另一方面，东盟又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许多疑虑，担心中国将会填补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这一担忧在经济合作领域则表现为，一方面，东盟在积极推进与中国建立ＦＴＡ，希望加速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和投资领域的谈判；另一方面，东盟也继续与日本保持密切联系，进行ＥＰＡ（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事实上，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随之也就带来了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而东盟试图通过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通过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减少对美、日经济的依赖性。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日本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为5044．57亿日元，除2001年出现过贸易逆差119．35亿日元，近10年来一直保持顺差趋势，直至2004年，日本对东盟贸易顺差额达到5948亿日元。在数据的背后，则是东盟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事实，以贸易结构而言，东盟地区所需要的电子、机械、核反应堆、车辆船舶及塑料、钢铁等，大部分均来自日本，此外，许多重要的生产技术、工艺及其标准也来自日本。
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日渐成为日本生产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空调机、照相机及家用电器的基地，这些产品最终再返销日本或出口到美、欧等国和地区。但是，由于日本经济近年来持续不景气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一定对比，东盟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地区传统的“雁行经济模式”。伴随着新的国际分工转移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种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不仅是东盟与中国等东亚经济体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东盟地区也因此成为各国进行政治角力的重点。“东盟各国想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充分利用大国的力量，并且在各国之间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曹云华说，“这种平衡不仅存在东盟与中、日经济及政治合作领域，也包括与韩国、美国的关系，但东盟内部各国对大国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各有不同。”东盟内部各国也逐步在经贸政策中体现出与多国进行合作的意愿。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就在本届峰会期间明确表示，对东盟来讲，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可以减少从前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几年前，美国减少从菲律宾进口电子产品，我们就转而与中国发展这方面的贸易，如今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阿罗约说。阿罗约还透露，东盟正努力建立一个整体的生产基地，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以便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3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日携手是关键●刘建超：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发展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雷新军：经贸合作只是基石，各国看重的更是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建立这种领导权的关键正是由于东盟各国这种国际政治策略的演变，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在争取与其建立一种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经贸合作只是基石，各国看重的更是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建立这种领导权的关键。”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雷新军说。毋庸置疑，中国与东盟进行ＦＴＡ谈判并签署货物贸易协定之后，日本深刻感觉到一种危机感的存在，也不断加快与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的步伐。长期以来，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更是加强了双方经贸合作的紧密程度。来自东盟秘书处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至2004年这10年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金额由56．49亿美元降低到2004年的25．38亿美元，尽管数据呈下降趋势，但仍是除欧盟及美国之外，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地。而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投资由1995年的1．37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26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投资与日本仍有数倍的明显差距。“东盟各国在经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都希望借助外力来摆脱困境，吸引东亚地区外来资本的焦点就集中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雷新军说，“东盟对那些可以给其带来巨大市场规模，同时又可以得到其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家，将更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博士生李玉举曾建立经济模型对东亚各国的贸易吸纳能力进行测算，在东盟区外有意与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6个国家（中、日、韩、美、澳、印）中，日本对东盟产品的贸易吸纳能力稍高一筹。该测算模型显示，1991～2002年，日本进口每增长1％，东盟出口则增长1．67％；中国进口每增长1％，东盟出口仅增长0．628％；而美国进口每增长1％，东盟出口增长0．934％。对此，雷新军表示，尽管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但日本仍是东盟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东盟各国对日本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性和关联度很高。今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ＳｈｉｎｚｏＡｂｅ）就任后，即制定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刺激日本经济增长的同时，帮助日本确立在敏感的东亚地区的地位。安倍晋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希望中日双方现在能进行合作，在东海有争议的地区附近着手实施天然气开采计划，他还说：“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我的实现范围之内。”对此，中国官方在日前（10月2日）也正式作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发展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国愿就此与日方展开共同研究。但是，在张燕生看来，中国与日本进行建立ＦＴＡ的研究，不如直接进行中、日、韩三方的ＦＴＡ研究与谈判，张燕生表示：“日韩之间已经在进行ＦＴＡ谈判，而如果将中韩、中日的ＦＴＡ研究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与其谈三个互相交叉重合的双边贸易合作协定，还不如直接谈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研究所曾经通过模拟经济模型进行测算，在东亚地区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模式是‘10＋3’，其次是中日韩三国共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再次则是区域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所产生的效应，”张燕生说，“在中国与东盟‘10＋1’的基础上，如果中日韩三方能够达成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将有助于‘10＋3’的实现。”然而，张燕生也指出，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领导力和影响力加强，日本与其他地区进行ＦＴＡ谈判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争夺自由贸易区的主导权”，这也使得中日韩三方共同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
尽管日本试图争夺更多的经济主导权，但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日本单独引领东亚经济前行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中日双方将扮演东亚经济发展的“双头雁”角色。“随着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双边贸易额与投资额急剧增长，对日本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地位也构成一定挑战，”曹云华说，“但由于东盟国家与日本经济的关联度更高，其地位也不可能轻易被取代。”在曹云华看来，作为亚洲的两个经济大国，中日两国应怎样携手与东盟开展更多的合作，是应该考虑的。张燕生也认为：“没有中日之间的携手合作，就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