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出口厂商开始集体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使风靡全球的“中国制造”面临压力。
在不久前结束的广交会上，不少行业涨价幅度更是达到了10%到20%。
从前两年的民工荒到今年的集体涨价，曾经争议很大的“中国廉价资源是否即将耗尽”的辩论答案终于开始浮出水面：“中国制造”将面临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金融环境的三重压力，进入一个相当长的涨价周期。
事实上，这个周期是很多国家发展历程上的必经之路，参考其他国家的应对之策，找到中国自己的“涨价方案”是当务之急。世界上应对制造业成本上升成功的案例就在中国身边——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日本也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日本人口约为1.3亿，是中国的1/10，但国土面积却只有中国的1/25，从这点可以判断日本是一个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
一般认为，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从1950年开始的，伴随而来的是工人工资水平的高速增长，从1954年到1960年日本制造业工人的年均工资增长率达到了3.61%。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依旧保持在6%以上。仅从人力成本来看，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制造业涨价“周期”，而且人力成本上升比较明显。
日本应对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对策尤其值得参考，人力成本上升的另一面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的内需在“涨价期”内被迅速放大。日本政府适时启动了拉动内需的政策，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层成为日本产品的积极购买者，这为日本公司的崛起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一直以来，日本的出口依存率实际上并不高，一般只在7%～9%之间。
而高人力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推动投资的扩大，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产设备的价格变得“便宜”起来。于是企业不断地加大设备投资的力度，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这样又同时又推动了产业的升级。最终，日本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高科技公司。
日本的例子对我们的启示是，在“涨价期”要重视不断增长的内需，同时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投资。而另一个深层的暗示是，在“涨价期”特别要注意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因为只有涨价带来的民众收入的增加能比较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才能起到拉动内需、促进技术投资的作用。
韩国则是另一个例子。由于韩国市场狭小，韩国制造一直处在一个必须不断向海外扩展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韩国制造也进入了高成本期，1975年以来，韩国工资水平与美国的比例从5%增加至50%，韩国不再是“远东廉价国”，同时韩国还面临着巨大的货币升值压力。
从表面来看，韩国制造能安度这一时期得益于不断提高的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但是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国家扶植大企业的发展，“举全国之力”扶植的大企业也许在短期内代表着垄断和不公，但是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的确有利于帮助韩国度过成本迅速高涨的时期，并对稳定国家收支有着重大贡献。另外，“韩国制造”也格外重视金融产业的配套，在韩国股市,制造业的比重高达60%。
韩国给中国的启示是制造业成本上升决不只是中小企业中小制造商的问题，大企业更应当重视这一危机，并利用自己的科技和创新优势保持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