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贷款”的标准严控环境违法企业的信贷、在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由国家环保总局力推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新政策”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这种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环境保护的“绿色新政”，有望成为我国整治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在近日的一次论坛上，全面阐述了国内“环境经济政策”的架构和路线图，呼吁各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逐步采取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方式保护环境。
环保困境催生新政
太湖蓝藻暴发，洞庭湖鼠灾泛滥……今夏，国内生态环境危机频频出现。有关专家认为，只追求经济产出的生产方式已经致使我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如果不改变这种对环境肆意破坏的发展模式，最终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存在“利用资源过猛，保护环境过慢”的现状。潘岳表示，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同时现有的各项国际规则也使得中国的污染成本也无法转移到别国，只能自己消化。因此，我国必须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而这种经济手段就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简单来说，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分，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
经济杠杆优势明显
据悉，构建中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涵盖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多项内容。国家环保总局将与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密切合作，争取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而就在7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已经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把“绿色贷款”推到前台。
相关专家表示，采用经济杠杆解决环保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首先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将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同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不得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后。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环境政策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把经济手段与行政监管更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实现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的转变。
《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泠一博士认为,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不但可以使环保问题在源头上得到遏制，还将对产业发展起到具体的导向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潘岳表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
创新体系“呼之欲出”
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几年来掀起几轮“环保风暴”,采用各种方式来干预对环境的破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然而,这些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
潘岳认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等“绿色新政”，在国内外学术界、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他表示,现在是我们超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时候了,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环保总局都会大力配合,甘做配角。
显而易见的是，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潘岳表示，在政府方面,需加强中央监管能力,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容量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然后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和财税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
丹麦：自1993年以来,丹麦环境税制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水、垃圾、废水、二氧化碳和尼龙袋等16种带有环境目的的税收，是欧盟第一个真正进行生态税收改革的国家。
荷兰：环境税收制度种类众多，是世界上最早开征垃圾税的国家。在荷兰，环境税收还专门用于筹集环保资金，其收入现已占该国税收收入的14%。
美国：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都开征了不同类别的环境税，税种涉及能源、日常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