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即将进入最后一个月，无论这剩下的一个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年的经济增长超过去年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2007年将是中国最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宏观调控这一根弦绷得最紧的一年。
那么，200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看法是，宏观调控将会继续从紧，较有争议的则是有关经济“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预测。我们认为，明年可能是结构性调整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口号变为切实行动的一年，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将决定明年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结构性扭曲的四大货币现象
中国经济有保持快速增长的充分的理由：第一，尽管人工成本有上升的趋势，但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将会保持很长时间。韩国从相对于美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的5%上升到目前的50%，大约花了30年时间；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也大概是美国的5%，而且人均GDP水平与韩国1975年相当，有理由相信，中国要从美国的5%提升至50%，可能需要两倍于韩国的时间。
第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规模效益将逐渐显现出来，大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将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消费市场的规模效益是延续全球制造业中心在中国存续时间的重要保障，是中国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型的原始动力。
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在从依靠外需到依靠内需的转型过程完成之前，可能有一个不长不短的“阵痛期”。
今年以来，作为传统增长方式主要特征的结构性扭曲引发了一系列的货币现象。货币现象之一是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的特征之一是低利率或低资本成本。在人均收入还不高的经济中，长时间处于低利率状态很难说是一个正常现象。
货币现象之二是信贷增长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并由此造成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心。尽管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今年前十个月还是完成了全年信贷增长的目标。
货币现象之三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开市以来的最大涨幅，呈现出了“不成熟市场”中的空前繁荣。
货币现象之四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主要还不是因为目前食品价格的高水平，而是通胀有可能从食品部门向非食品部门扩散。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传统增长方式的“蜜月期”行将结束。数据表明，中国加入WTO至少为中国GDP带来了两个百分点左右的额外增长，出口的快速增长将几年来关于产能过剩的担心消化于无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利好，中国可能还在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中徘徊。
尽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会马上结束，但高增长伴随的结构性扭曲的一些负面现象有逐步显性化的可能，结构性调整压力有骤升的趋势。
明年面临的三大潜在风险
对明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这种担心来自对投资下降和政府政策转变两个方面。然而，与奥运会相关的投资据估计为2800亿元，大致分七年完成，按每年平摊的投资额度计算，只占北京市去年固定资产投资的13%，与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之下，北京去年GDP的增长速度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中属于最低的。也就是说，奥运投资并没有给北京经济带来超常增长，也就谈不上超常回落。即使有超常的回调，北京市的GDP只占全国GDP不到4%，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有限。
再退一步说，如果2800亿元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那么重要，中国还有更多类似规模的投资已经或等待上马，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投资规模据估计是3000亿元，京沪高铁的投资规模是2200亿元，南水北调工程的总投资是5000亿元等等。
那么，政府会不会在奥运会之后采取过激的措施把中国经济拉下来呢？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其首要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不是速度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相信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经济大幅下滑绝非政府的本意。
如果中国经济明年出现较大规模的调整，必然是政府不可控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大概来自三个方面，即美国经济的大幅度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资产市场出现大规模调整，以及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美国次贷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将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进而影响中国的外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放缓。不过，我们仍然认为，明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较小，其经济增长仍然有可能达到2.3%，稍高于今年的2.2%。当然，我们的一个重要判断是，从现在到明年，美联储有可能继续减息1个百分点，降至3.5%。如果属实，美联储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央行有可能继续注入大量流动性，其中一部分流动性会随着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作为结构性扭曲的货币现象之一的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资产价格出现深幅调整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和流动性过剩是支持今年来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的两大主要原因，如果这两者出现方向性的变化，如企业盈利突然放慢，难以支持企业的高估值，或流动性出现逆转，都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逆向调整。资产价格的调整有可能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消费需求，同时，由于缺乏其他投资渠道，家庭和个人投资者的消费意愿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消费疲软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扭曲。
通货膨胀恶化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生的。市场对高通胀的预期有可能弄假成真，带动工资和其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国际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走高更为国内通胀的走势带来了压力和不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也有可能对通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价格上涨过快可能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增加消费的不确定性；高通胀也会模糊市场价格的信号作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政策两难
由于结构性扭曲引发的货币现象本身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结构调整政策陷于两难境地。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今年以来央行在提高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方面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产生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同时，美联储最近和未来可能的减息，进一步损害了央行利率政策的自主性。在中美利差缩小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加息无疑会为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的压力。
任何刺激消费和调整国内价格的政策都具有通胀的性质，政府不得不慎用或者不用。如刺激消费、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限制“两高一资”企业、改革政府控制的价格如能源价格及内部化环境成本等，会推动价格的全面上涨。
行政性调控措施增加了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如果目前正在实施的信贷控制政策达到了政府预定的信贷紧缩目标，无疑会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盈利状况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银行不良贷款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另外，行政控制损害了政府政策的信誉和未来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行政干预也可能助长市场和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中国的结构性扭曲需要根本性的政策转变，在这一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之前，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但坏事也有转变成好事的可能，当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决策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将共识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政策和制度的弹性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之所在，相信这样的弹性在解决结构性扭曲方面也将发挥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