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个月的CPI上升，使得人们几乎一致认为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至少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而多年以来，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物价上升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下降就是通货紧缩，物价指数就是通胀指数，其相应的治理办法就是紧缩和放松银根。”
对此，作者认为：“物价指数就是通胀指数”这种思维定势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形而上学的，而以此为出发点的调控措施不仅不见能显效，有时还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目前，国内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物价指数就是通胀指数。”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发行数量超过流通需要而造成的纸币贬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只与印刷厂有关。而所谓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的产物，政府为了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故意让货币贬值，把企业和老百姓的部分收入转入政府或大财团手中。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正在发育之中，政府是十分尽力负责的，而且财政收入又处于超常增长阶段，根本没有制造通货膨胀的政策动机。我认为，要认清我国物价与通胀的关系应对下面三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清醒地估价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水平。我国原来的商品价格是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的计划价格，改革的30多年来它越来越像市场价格，但时至今日还不是真正的价格。像粮食和能源这样影响所有商品成本的产品价格还基本上属于计划价格范畴。我国重要商品和主要资源的价格还都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货币也就不是真正的货币。人们煞有介事地把所谓的物价指数当做通胀指数，实际上是作茧自缚，自己吓唬自己。什么通胀了，通缩了，都是无稽之谈。有一些人用美国人的眼睛看中国，心里想的是摄氏，眼睛里看的是华氏，难免冷热颠倒。
其次，物价指数的升降是产品价值和货币价值变化的综合反映。既可能是产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升降的反映，也可能是货币价值不变，产品价值升降的反映。只有货币价值的升降才是通货问题。目前食品的价格上升是其成本价格变化的正常反映，不是货币贬值，而是价格补位。所谓局部通货膨胀或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都是把价格变动归因于通货问题。如果治理这种类型的所谓通货膨胀必然抑制短缺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如果说这种类型的所谓通货膨胀不需要治理，那么把它们称为通货膨胀，又有什么意义？
在我国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是长期的正常的现象，稳定不变或下降反而是不正常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工农业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解决得顺利，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就会慢一点，解决得不顺利就会快一点；如果一个时期农产品价格平稳了，甚至下降了，那就是在酝酿着更大幅度的腾升。什么时候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基本解决了，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成熟了，平均利润率规律发挥作用了，食品价格指数才可能同其他产品一样由短期供求关系决定。
近年来，城里人的收入增长得比较快，农民工的工资也上升了13%以上，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有购买力的需求扩大是必然的趋势；即使不考虑其他成本因素，没有政策因素的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也都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农产品的人工成本不断提高是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十分正常的现象，否则就没有改造小农经济的压力和动力。小农经济的流通规律是买难卖难，农户从农产品市场上增加的收入，是以消费者数倍的支出为代价的。只要小农生产方式不变，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生产者价格低、消费者价格高、中间商过多的现实。问题早已经摆在人们面前，不通过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分工角色大量地减少农民，不改造农业的生产方式，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有政府不断地补贴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条路可走。我国每年的一个一号文件含金量都是数千亿元，为什么所谓“三农问题”却成了重中之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精力都用在了保护农村经济身上，而在转变农民社会身份、减少农民方面却做得太少了。
第三，目前的CPI上升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常反映。政府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断提高民众对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问题的期望值，人们的收入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增强了消费信心和支付能力，拉动了城乡的消费。食品价格的上升是购买力强劲，消费量扩大的必然结果。这是大好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正当途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减少农户，只靠增加农业的现代化装备，必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成本。武装到牙齿的小农还是小农，我国农业不是装备不足，而是农业的规模不经济。
总而言之，食品价格的上升是购买力增加、成本上升、供应不足造成的，货币并没有贬值，而是食品更值钱了。食品价格的上升是在帮助我们调整结构，逼迫我们改变就地消化农民的错误政策，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下决心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和分工角色，加速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刘福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