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上石油价格快速高涨相一致，中国市场的油价也出现了大幅扬升。表面上看来，中国国内油价的上涨是“有形之手”调控的结果，但真正的驱动力量却并非如此。
外部价格传导与内部供需失衡
10年前，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还徘徊在每桶10美元左右，10年后的今天，期货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划破了一道又一道消费心理防线，马不停蹄地劲升到了147美元／桶。更令人不安的是，原油价格还将继续暴涨至200美元的预测仍然不绝于耳。
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和资源跨国界配置的既定大势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逃脱不了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只不过是，有的可以分享油价高企的盛宴，而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为日益上升的油价痛苦地埋单。中国则属于后者。
中国国土资源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国内每年产油只有1．8亿吨，而石油消费量则为3．2亿吨，多达1．4亿吨的石油消费需要靠进口解决，对外石油依存度达44％。不仅如此，动态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未来中国石油(13.61,0.01,0.07%,吧)需求状况。据国际能源机构（ＩＥＡ）的研究和预测，中国石油消费量今后10年将保持6％左右的增幅，而国内原油产量只有不到2％的增幅，因此，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6．1亿吨，石油供需缺口将达2．5亿～4．3亿吨。在此背景下，中国石油进口量将大幅攀升，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58％。
以钢铁、机械、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最鲜明特色，自然也是拉动石油需求的最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伴随着最近几年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交通运输业成了石油需求的新生力军。
还须指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燃料油期货交易，但汽油、柴油、原油等石油期货品种目前还是空白，这就意味着中国基本上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没有话语权。因此，在对国际石油资源保持着强烈依赖和国内需求日益旺盛的前提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引致中国市场油价的敏感反应。未来中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残酷事实：一方面是石油供给的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放大；一方面是自产油量受到客观限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庞大的进口油源。这种供求失衡和内外资源结构失衡的联动生态使石油价格在中国完全具备了上升的动力和条件，同时也让国际市场不断高企的油价在中国找到了最充分的传导通道和最丰厚的土壤。
定价机制行政化与国内外价格差
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之间目前还只是“有限接轨”，即原油价格已与国际油价接轨，基本保持一致，但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则由国家发改委调控。
在我国，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应都有国内自产与进口两种途径，这种分类也决定了石油定价的不同手法：国产原油基准价格是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的离岸价格加上关税确定的，贴水或升水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则是以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一揽子价格加权平均值为定价基础，根据基本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在基准价上下8％的范围内浮动，来制定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
如此的价格管制在时间上造成国内原油定价往往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1个月，并导致了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倒挂”（国内油价低于国际油价）。对于石油企业而言，为了规避价格调整的滞后和“倒挂”风险并进而增大自己获利的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国内供应量同时增加出口量，或者尽可能逃避政策要求而压缩进口量。在2008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国内石油供给吃紧的状况下，石油生产商顺“市”而为的结果只能加剧国内石油市场需求的紧张程度，进而加大石油价格的上涨压力。
运用价格预期驱动价格上涨是石油企业面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油价“时间差”而可能制造的另一种结果。一方面，石油运营商在原油进口中长期存在着“买涨不买跌”的现象——国际油价上涨时，由于预期一个月后国内定价也会相应上涨（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下个月的我国国内油价，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所以几大石油商就会高价大量买进。另外，根据国际油价走势，国内销售者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国内油价的基本走势，即上调还是下调，在做出价格预期后，就能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囤积。前者形成了国家发改委必须拔高价格的假象和压力，而后者无疑造成了油品资源的紧张，从而引发相关部门对价格提升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今年以来普遍陷入萧条境地的背景中，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已成潮流。投机资本的制胜秘诀在于“机”，而中国石油定价机制客观上形成的国内外油价“时间差”恰恰为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了获利空间，也形成了投机因素驱动中国油价上行的可能。
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此，对于投机资本而言，只要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时间差”存在一天，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有利可图：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再把人民币换成成品油，之后把油运到国外，最后换成美元。表面上看来，货币成为了投机者交易的起点和终点，但石油却成为了让投机利润发酵的重要媒介。在这种左手倒右手的虚拟投机活动中，中国国内的廉价石油被大量输送到国外，市场正常的供应链条被频频打断，油价也被推到了敏感的边缘。
石油价格上涨除了投机资本的虚拟活动之外，现货贸易中也常常闪现着国际投机力量的身影。
垄断博弈与价格补贴之嫌
为了打造大型的“国家队”与国际跨国油企相抗衡，10年前我国展开了石油行业的资本重组，最终形成了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主要成员的国家方阵，同时也铸就了两家石油公司至今的市场垄断地位与谈判力量。
按照当初重组后的市场分工，中石油主要承担原油的勘探与生产，中石化承担炼油、成品油批零业务，进口原油则由两大集团炼厂炼制，地方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都交给了两大集团销售，进而批发业务也集中到了两大集团手中。
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大石油集团无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国际与国内油价市场变局的酸甜苦辣。表面上看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本可以使他们特别是中石油赚得盆满钵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定价机制的行政化以及国内油价调整的滞后，国内市场石油销售价格往往要低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我们计算发现，在我国对石油价格进行了最新一次调整后，按照近期新加坡进口汽柴油完税价格匡算，我国的汽柴油出厂价与国际市场价差仍然分别达到了每吨2900元和近5000元。这就意味着，承担着向国内市场提供石油产品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必然出现亏损，而且炼油越多，亏损就越大。
既然国家铸就了两大石油集团的垄断生态，就理所应当为其亏损埋单。资料表明，为最大程度地分解国有油企的亏损压力，中央政府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季度为中石化分别提供补贴50亿元、49亿元、197亿元。据中金公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测算，2007年国家对于油价的隐性补贴已经超过2200亿元人民币，占ＧＤＰ的0．9％。而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2008年政府补贴有可能达到1800亿元人民币。
不错，外部输血式补贴既维持了国内市场低油价格局，也大大缓释了石油企业的销售成本，但与此同时却埋下了价格上涨的不安因素。一方面，石油企业可以拿国际市场高油价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进而获取更多的补贴筹码，而在政府难以承受补贴之重的情况下，最终就只能选择调高价格的方式；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可以驱动石油商不计成本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油或成品油，进而直接对政府形成调价的压力。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补贴势必进一步加强石油行业的垄断力量，使得石油市场价格的竞争程度不断降低，也使石油商在与政府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清晰，我们有必要对石油市场的垄断状况作出进一步分析。资料表明，除了控制国内原油市场外，目前市场上石油进口的80％由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掌握。由于中石油、中石化有炼油板块和销售板块，两大集团产出的国内原油以及从国外采购的原油，都由其统购、排产，然后交给炼油厂加工炼制。销售板块的职能是，两大集团按照销售计划将计划额分配到各省公司，省公司再配送到市、县公司，最后才配送到网点。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有些非国有石油企业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20％的石油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但还是要走两大集团的销售渠道。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排产计划才能进口这些原油，而这些排产计划都是由中石油、中石化控制的。自然，两大集团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正大光明地收购那些有资质、牌照的非国有企业的配额。而更坏的情况是，两大集团收购以后，交给自己的炼油厂炼制，随后将炼制的成品油再高价卖给这些非国有油企。因此，虽然去年1月国家放开了原油、成品油的批发权，但这只是“文件的表述”，中国石油市场的垄断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松动。而在一个垄断的石油市场中，石油产品价格也就具备了必然上涨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