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每个五金企业都感受到“三高”带来的压力。一下子死不了，活着又看不到希望，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让很多中小企业痛苦不堪。
当下的温州，最轰动企业圈的消息恐怕不是又有企业倒闭，而是传言“出逃”的企业主又突然现身。
6月底在温州企业圈举行的一次沙龙会议上，传闻“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的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在公共场合露面，并向当地媒体宣称三旗集团“没有倒闭，只是遇到了财务危机”。
形势岌岌可危
有关他“出逃”的新闻最早见于今年清明节前后的媒体报道，称三旗集团因出现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倒闭境地，老板陈福财去向不明。
笔者从温州银监分局获悉，截止今年3月末，三旗集团贷款余额3945万元，均为不良贷款。银监部门调查显示，近年来，三旗集团除经营电缆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外，还进一步跨行业跨地区发展，将资金投资到房地产、葡萄酒等行业，在短时间内投资组建了多家子公司，投资战线过长，使得企业的资金运作顾此失彼，最终出现经营困境而濒临破产。
陈福财的“意外”出现，或许将挽三旗的狂澜于即倒。但就在他这次极富证明“温商重信义”的回归前不久，另一家位于温州乐清的企业刚刚倒下。
位于乐清新光工业区的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现在连值钱一点的金属窗框、楼梯扶手都被债主们拆了。这家创建于1994年、主营电子线路板等产品的企业，因6月初贷款到期后未能按时还贷，银行才知道该企业老板叶建乐跑了。
笔者在温州获悉，除了“天石”、“三旗”之外，近期温州倒闭的还有江南皮革、波特曼等在当地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在网络上，一些网民和知名的财经评论者指出，温州出现了企业“倒闭潮”。但显然，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温州市工商局向笔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同比减少14.56%。温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一些企业出现“关停并转”，直接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少，更多的是企业经营不善所致，而且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有部分企业被淘汰也是正常的，不能简单理解成是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先兆。
尽管“倒闭潮”的说法并未获得广泛认可，但遍访中小企业密集分布的江浙闽地区，企业面临危机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0名员工以下的企业停工的很多，因为原先是大工厂接单后做不完外包给小工厂，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原因，现在大工厂自己都‘吃不饱’。”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说。
三道紧箍咒
探究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时，笔者发现，原因很多，个个都严重到足以致命，但似乎又很难断定到底什么才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连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致力于平抑物价，但客观上也将中小企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难题面前。
在浙江天银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立文看来，融资难题逐渐严峻：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银子，早已由按吨购买降至单次购入200斤至300斤，“仓库时常见底，往往是今天用完，明天再买”。
而浙闽一带极为普遍的企业“互保”(互相担保)融资方式也受到冲击，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让企业主在危机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谁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浙江捷仕泰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锡旭说。这名在国内多地办厂的企业家，今年以来只与一家亲戚开办的公司开展了“互保”。
春季以来持续紧张的供电形势无疑给中小企业上了另一道“紧箍咒”。在江浙一带，“开三停一”“开二停四”的企业限电方案随着盛夏来临或将蔓延。温州乐清市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认为，供电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三倍于电价的自主发电成本再度摊薄了利润，对于一些能源依赖型企业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国内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浙江绍兴，德龙·莎美特针纺织有限公司刚刚因为上游印染厂被限制用电，导致订单出货延期十几天。保证金加上汇率波动后的回款缩水，一张外贸订单就让公司损失了上万元人民币。“现在对长单、大单都是慎之又慎。”公司副总经理许晓秋说。
而年初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用工荒”看上去并未出现转机。笔者从浙江省内的多家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基于工人的心理预期与企业可承受工价难以对接等因素，不少地区甚至出现招工难与工人闲置并存的局面。
“用工成本涨了25%，但能容纳350人的生产线仍然只招到150人，年初至今一直处于半开工状态。”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
在一些企业主看来，这次的危机甚至“比2008年更加艰难”。
“2008年是订单一夜间消失，死了也干脆。现在订单倒有，但原材料、劳动力、汇率、资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压来，一下子死不了，活着又看不到希望，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让很多中小企业痛苦不堪。”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