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资源能源产业基地，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之一，可谓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集聚区、承载区。辽宁全面振兴，首先是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金融工作“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辽宁的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得到长足发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迈出坚实的步伐。但调查研究表明，辽宁的实体经济发展普遍面临债务负担重、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R D)投入不足、创新乏力等问题，传统产业债务负担重与新兴产业发展缺乏有效融资支持的问题并存，在国内外竞争中面临很大挑战。如何通过金融改革与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尽快弥补新兴产业不足的短板，同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辽宁振兴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有效载体，需要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否则，很容易流于形式和口号。其中，发展产融结合就是金融服务及振兴辽宁实体经济的现实选择。
辽宁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靠实体经济起家，以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集聚水平很高。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积淀，已经形成不同于国内其他区域的某些特点：
第一，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看，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资源能源及原材料产业集聚水平高，产值比重大，“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多。这与沿海发达地区以消费类轻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辽宁的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资源能源及原材料产业投资规模巨大，沉淀成本高，受经济周期影响大，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难度较大。
第二，从实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看，国有经济比重大，特别是中央企业数量多，地方国有企业同样规模巨大，举足轻重，也主要分布于“重”型产业。例如，沈鼓集团、沈变集团、沈阳机床、北方重工、大船重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等，均为影响力巨大的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较，地方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重，负债比率高，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辽宁的民营经济总体上欠发达，为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配套服务多，独立发展能力较差。
第三，从实体经济的产业组织结构看，装备制造业及重化工业领域大型企业多、权重大，中小型企业数量少，相对不活跃。
第四，从实体经济的技术结构看，传统产业数量多、比重大，技术创新乏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虽有长足发展，但比重较小，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升。
第五，从实体经济的贡献率看，由于辽宁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法人机构少，金融对辽宁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偏低，缺少区域性脱实向虚的支撑条件，反而凸显出实体经济在辽宁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异常重要的特殊分量。
辽宁实体经济发展的上述特点是在长期工业化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振兴辽宁实体经济面临来自金融方面的诸多瓶颈制约。
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资源能源及材料产业等传统产业要实现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必须加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进行改造的步伐，实现创新驱动、“有中生新”。但是，经过长期发展，上述领域竞争激烈，受经济周期影响大，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企业利润微薄，普遍缺乏研究开发、自主创新的能力。因而，迫切需要金融支持。但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的状况，使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甚至出现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象。
辽宁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由于历史悠久，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尚有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累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职工养老等社会保障负担重，企业负债率过高。在辽宁，数量众多的中央所属企业一般并不存在融资障碍，但地方国有企业则不然。金融支持辽宁实体经济发展，首先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支持这些功勋卓著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但银行的资金来自储户的存款，风险控制及监管严格，风险规避、“嫌贫爱富”似乎也不应受到过多指责。
辽宁民营经济发展孱弱，亟待壮大发展。由于辽宁民营企业为国有装备制造及重化工业企业配套比较多，独立发展能力比较差。在装备制造业及重化工业领域国有企业遭遇发展瓶颈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发展业绩普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资本融通的障碍较多，可能受到的金融约束比国内其他地区一般民营企业更多。
在辽宁，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农产品加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等产业虽有发展，但总体上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提并论。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长足发展，但从产值规模、比重等方面来看，仍属于经济结构中的短板。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带来的战略机遇，汲取结构偏重的教训，“无中生有”，推进上述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除了人才储备，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投融资体制创新的支撑作用。但是，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使其更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辽宁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惯性也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
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辽宁的营商环境及投资环境受到某种程度的诟病，有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揶揄，在东北经济下行明显的背景下，唱衰辽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杂音的出现尽管并不公允，但对吸引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各种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辽宁历来不是全国金融中心，缺乏全国性资本市场吮吸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溢出效应明显。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实体经济，金融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后天亏欠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作者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原标题：凝心聚力 促新一轮全面振兴 认清辽宁实体经济 发展特点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