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涉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飞速增长，涉及钢铁、金融、水泥、啤酒、零售、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但对于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社会各界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专家学者援引各种例证，认为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并针对如何限制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提出了很多建议；而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则依据经济学理论，认为并购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对跨国并购的限制不但难以收到保护民族经济的效果，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立足于跨国并购的具体案例，对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跨国并购案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跨国并购不但没有帮助该企业走出困境、做大做强，反而使得该企业被外方完全收购，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具体情况如下：
1996年之后，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陷入困境。因此同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进行接触。而考虑到当时世界第一大轴承公司——瑞典SKF公司已在我国设立了合资公司，铁道部寻求建立一新的合资企业，借以打破铁路轴承独家合资企业垄断局面，从而扫清了政策层面上的障碍。
双方谈判所达成的初步协议对我方是相对公平的。协议规定，公司总资本2000万欧元，德方占51%，中方49%。德方最初投资仅到位3000万人民币(含100万欧元技术投资)，中方以原铁路轴承公司6000万元资产整体进入新公司，其中一半资产由合资公司购入，另一半作为投资进入新公司。新公司工人从原企业员工中挑选，双方协商。中方委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销售、采购、行政正职或副职等人员，产品全部国内销售，由中方负责利用原来的铁路轴承零配件加工生产线向该公司优先提供零配件，并收取劳务加工费用。商标前3年使用西北轴承的“NXZ”，待各项指标达到德方标准后使用“FAG”。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德方资金迟迟不到位。西北轴承相关领导遂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答复是“要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其后在选聘录用员工、旧职工安置、经营管理策略等方面，合资双方存在诸多分歧，且合资企业经营绩效并未根本好转。虽然西北轴承曾提出回购股份的建议，但考虑到自治区招商引资大局等因素的影响，最终西北轴承将所拥有49%股权卖给德方，合资公司从此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
这一案例是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通观整个案例，可以发现，在整个谈判中，德方一直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行事的。西北轴承具有德方急需的无形资产(专有轴承生产技术、销售网络和规模经济的能力)，但却缺少走出困境的资金。因此，德方为获取这些无形资产，一方面要求在合资公司中控股(决策权控制)，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试探中方底线。按照市场规律，我方必须尽量高估无形资产价值，力争控制企业决策权才能达到即能走出困境，又能保持原有的企业结构和生产体系的目的。但在我方进行决策时，却没有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行事，“政府驱动”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外方资金迟迟不到位时，我方决策者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而非企业经营者。而由于政府和企业的职能不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效用函数和企业经营者不可能相同。因此，在德方违反合资协议而对合资企业的任职和用工数量单方面采取行动时也忍气吞声。而铁道部为了打破铁路轴承市场只有一家瑞典合资企业的局面，只允许国内再组建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做法也值得商榷。一个市场的垄断程度如何，并不是仅仅以有几家合资企业来断定，而有着一套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铁道部的做法看似既维护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轴承市场的外资垄断，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其次，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也是跨国并购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在上述案例中，跨国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带有明显的破坏公平竞争性质。因此《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全可以对这类跨国并购进行有效的限制措施。最后，企业参与并购经验不足，缺少防范意识也容易导致外资恶意并购成功。在上述案例中，跨国公司都采取了各种商业手段来获取企业的控制权，比如控股权要求、利润转移、增资扩股等等。我国企业对这些国际并购中常用的手段明显缺乏防范意识，对维护被并购方利益的相关手段使用较少，因此也容易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为减少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有关管理部门宜尽快摈弃那种片面侧重招商引资规模的政绩观，增加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对于企业并购策略的直接干预；减少行政管理手段，代之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以维护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尽快出台各种法律法规规范跨国并购，构建完善的跨国并购反垄断制度，设立独立的执法机构执行反垄断权力，并使其享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保证反垄断的有效性和专业；
完善资产评估制度，强化评估工作，尤其要加强并购过程中对无形资产的评估，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提升民族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提高民族企业在跨国并购谈判中的地位。